至于学校，坦白说，我从一开始就跟它关系紧张，尽管后来我还是凭着运气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对我来说，每天在凳子上坐上5个小时简直就是煎熬，我是一个爱啃手指头、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家伙。有些老师非常明确地说我绝对不是个读书的料。他们还刺激我说，“就算是踢球，你也不会有太大前途。”或许他们说对了一半，因为我的确很难集中注意力，但我的确  
满脑子都是足球。或许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的将来绝对和办公室无缘。我无法忍受办公桌上的工作，每天8小时，然后回家，晚饭，看电视，睡觉。这不是我梦想的生活。要么渔夫，要么球员，再不然就像我爸爸和爷爷那样当木匠。

因此学校成了我的一个负担，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可怜的奇切洛老师，我想我踢她的次数比踢皮球还多！那时候的老师时常会用木条惩罚捣蛋的学生。由于我爸是个木匠，于是带木条去学校就成了我的一个任务。“带木条可以，但你保证不要打我。”我在教室的一片哄笑声中对老师说。到了中学时，我依然不是个好学生，老师们对我简直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但他们也只能和我达成一些君子协议：由于我每天都要带着《米兰体育报》去上课，有些老师就会拿《共和国报》或者《晚邮报》来与我交换。“重要的是你别出声，别捣乱。”他们说，这是在我们之间达成和平的最好方式。

在中学里，我总是带头罢课的学生领袖之一，我几乎为此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我总是专门负责找罢课的理由：又是暖气坏了，又是彩色粉笔没了。一到类似情况发生，我就会堵在教室门口，让同学们不要进去，“今天不上课，天太冷了！”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翘了都少次课，当然是和我那帮伙伴们一起。有一天上午逃课在外，我和四五个伙伴们准备去大一些的镇子科里亚诺玩，结果不知不觉之间，才发现回去吃中饭的时间已过。于是我们准备在路中央随便搭个顺风车，几分钟后来了一辆车，我们发疯似地要追上去，但是当司机回头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是我爸爸。是的，弗兰科·加图索就坐在里面，那天他借了叔叔的车，我一下子没认出来。我的心跳得好快，简直要跳出来，但事情已经败露。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你翘课，然后搭车，结果搭了你爸爸的车。这种发生几率和中彩票差不多的事情居然让我碰到了。回家后发生的事情？还是让你们去想象吧……至今我仍记得的就是耳朵被揪得生疼，脸颊上也火辣辣的。不过最好玩的是第二天，爸爸居然去了校长室理论，“你们怎么教育孩子的？怎么教育的？！”现在想起来很好笑，可当时我整整难受了一个星期。

在斯基亚沃内，我们经常认为自己就是一个“mola”，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团结的、唯一的、伟大的⋯⋯真正的大家庭。还有一首以我们本地方言演唱的歌曲“Schiavonea sim’’na mola”——“斯基亚沃内，我们是一个mola”。歌词是我一个老朋友填的，他现在在港口工作，每次我回家，我们都会一起唱这首歌。它总能让我想起童年。 

伟大的卡拉布里亚方言 

小时候在斯基亚沃内，没有任何秘密，所有人都是朋友，就像每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和父母一样。孩子，成年人，老人，不分年龄或者性别，那真是个可以夜不闭户的时代。缺了什么东西，只需向邻居说一声就会得到帮助，然后这个邻居还会在你的厨房里坐一会儿，聊会儿天，或者喝点酒什么的。 

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你甚至会看到有人睡在路边，小镇也有些零乱，过去那种纯朴甚至大同的气氛已经不再。现在我每年只有四、五次回斯基亚沃内的机会，但我的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100%的卡拉布里亚血液。我的精神世界与那里的文化和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因为那些才是组成我童年记忆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能够成为职业球员，也得益于家乡人对我的培养。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我的爸爸，这一点，我要不厌其烦地重复，他是第一个给予我信任的人。在我还没加入任何球队之前，他从不忘记让我每天保持训练的习惯，规定我每天上上下下跑几十遍楼梯——我家那栋楼共有5层。有时他还会让我去健身房练习，“我去健身房干什么呢，爸爸？又不能去球场上比赛。”老爸对此很坚定，“你只管练，不要担心太多。”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爸爸是对的，有时我会问自己，他是不是一个未卜先知或者懂魔法的人。12岁那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第一个专业足球队，那是斯基亚沃内当地一家俱乐部——Jonica Sport。 

那里是我实现梦想的起点。当时教练让我踢右后卫，我得经常与比我个头高很多的孩子比赛。最难忘和有趣的经历是有一次去客场比赛，那是个叫做Acri的镇子，去那地方很困难，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路面崎岖。我们一辆车上挤了六、七个人，还有人高声谈话，吸烟，想下来小便都不允许。这些记忆是那么清晰，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或许这样说很平常，但我很真诚：至今我还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早晨5点钟起床和好朋友去渔船上海钓的男孩，那个不顾一切徒手摘仙人掌弄疼自己的淘小子，那个4月份就忍不住偷着下海游泳的“混球”（当时我母亲为了确信我没有去游泳，还总是用舌尖去品尝我的皮肤上是否有海水的咸味儿）⋯⋯这些场景怎能让人忘记？那时的我是个乡巴佬，现在还是，而且我为此自豪。 

对我来说，“乡巴佬”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概念。皮尔洛经常开玩笑地叫我乡巴佬，还说我们乡巴佬总能给人带来紧张。尤其当他得知我的家乡科里亚诺去年夏天热烈庆祝我获得世界杯冠军时，更是不停笑骂这群乡巴佬行为。但是随后他在家乡弗雷罗（布雷西亚省的一个小镇）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我也参加了那场庆祝，于是在镇广场中心的舞台上，我得意地跟他说，“安德烈亚，你终于和我一样成了乡巴佬！” 

我喜欢传统：每年的12月24日，我必定会在家乡斯基亚沃内与家人吃平安夜晚饭，一顿通常要进行好几个小时。席间推杯换盏，笑声不断，所有人都谈兴甚浓，当然大家都是用我的母语——卡拉布里亚方言交谈。每次和家人或过去的朋友通电话，我都喜欢用卡拉布里亚方言。有一次我的格鲁吉亚队友卡拉泽听到我和妈妈通电话，原本对自己的意大利语很有信心的他，听了通话之后就不那么自信了。我马上安慰了他：“别担心，我和家人说话时不用意大利语，那是卡拉布里亚语。” 

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同样用卡拉布里亚方言，因为这能让我的脑子动得更快，更有效，更贴近直觉。在学校的时候，语法课对我来说无异于受刑，但现在我可以说三种语言：意大利语，英语和卡拉布里亚语，前两门语言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学会的“外语”。 
区别同样体现在球场上，每当需要在一秒钟内作出快速反应时，我总是直接用卡拉布里亚语思考；如果不小心丢球、需要向对方或者裁判发泄一下闷气，我也会用卡拉布里亚语咆哮。我都不知道整个职业生涯中，自己用母语在场上骂过多少次人了。 

坦白说，足球场上什么样的言语交锋都会发生，“马特拉齐与齐达内事件”之后，媒体不是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吗？球员之间会互相谩骂？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只要不是有种族主义或歧视倾向的，各种骂人话都可以出现在球场上。谁都知道，几句精妙的粗话是令对手方寸大乱的好办法，这是一门职业手段和技巧。我被骂“狗屎乡巴佬”的次数数不胜数，但只要不掉进对方的言语陷阱就可以了，因为比赛结束后，什么都忘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将马特拉齐的挑衅看得那么严重——尽管至今我都不知道马尔科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许他骂了齐达内的姐姐——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最终错的都是齐达内，毕竟他直接攻击了别人。真不敢想象齐达内要是来卡拉布里亚踢球，会有怎样的反应，要知道，骂人在那里几乎是家常便饭，但没人会认为自己被侵犯了。当然，除了这件事情，我从来都是将齐达内视作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就连做梦时，我也是用卡拉布里亚语。是的，我的潜意识在说母语，尽管我不是个爱做梦的人。听说我睡觉时，总是要冒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句子来。好在我的妻子莫尼卡能听懂我的母语，但和她交谈时，我还是用意大利语。我很希望能教女儿卡拉布里亚语，只是不知道她妈妈能否同意。我认为至少应该让加布里埃拉（女儿的名字）明白，她爸爸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等她长大一些，我会教的，那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多带她回斯基亚沃内度假，几个夏天过后，她自然就会找到正确的发音节奏了。再说，方言也是地方文化的象征，是需要受到保护的，正是各种不同的方言，构成了意大利文化的特殊性。简单地说，意大利语是所有人的语言，但方言，才是同类人之间的交流方式。 

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用卡拉布里亚的方式踢球，与20年前一样。所谓卡拉布里亚方式，就是不惜流汗，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罢休，抢每一个球的时候都要喷发出同样的怒火，即便是那些看似已经救不回来的球。 

“如果你不去格拉斯哥，我就踢你屁股。5亿里拉是我努力工作一辈子都不可能攒够的数字，你知道吗？”爸爸的这番话至今还时常在我耳边响起。如果当初没有听他的话，或许今天我的职业生涯，我的生活都会是另一番景象。除了格拉斯哥流浪者，已经有好几家俱乐部看上了我，而且都愿意与我签一份正式合同。当时佩鲁贾每个月给我的补助少得可怜，尽管我已经在意甲赛场上露面。我还记得首次在意大利最高水平联赛亮相的那天，1996年12月22日，对手正好是曾拒绝我的博洛尼亚，真是命运的嘲讽。佩鲁贾主教练加雷奥内将我派上了场，他是个喜爱漂亮足球的人，但随后我参加意甲的机会又突然没有了——他的继任者内维奥·斯卡拉也信任我，但那个赛季接下来我总共只有7次出场机会。那时候，格拉斯哥流浪者派球探来佩鲁贾跟踪我们的中锋马可·内格里，那个赛季他进了不少球。事实上，我的表现也给前来寻星的苏格兰人留下了好印象：一个不知道累的中锋，这种战斗到底的拼搏精神刚好和他们的足球氛围很合拍。加上我年轻，还是自由身(佩鲁贾当时的主席高奇并没有流露哪怕半点与我签约的想法)。就在我加盟格拉斯哥流浪者的转会开始正式启动，我自己却不想离开，我在佩鲁贾有很多朋友，自己也感觉很好，甚至还有了一个女朋友。尽管佩鲁贾没能给我正式合同，但我已经开始踢意甲，而要让我离开意大利，人生地不熟，还不懂一句英语，这个决定实在太难了。
我的脑子里还是不断冒出放弃一切回意大利的念头，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誓言：永远不要作个失败者回家，否则我父亲第一个不原谅我，我很在乎他的想法。我不是个被溺爱的孩子，我需要坚持，需要改变现状。幸运的是，我真的做到了，而这也与苏格兰人的帮助分不开。经过几个月艰苦的试训，我回到意大利度过了一个月的假期，新赛季再次回到苏格兰时，我确信自己将在那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值得庆幸的是，球队里还有其他几位意大利人，阿莫鲁索、内格里和波利尼，这让我感觉自己不那么孤独。当然，还有加扎，有他在你永远不用担心生活枯燥，他每天都可以创造无数离奇的举动。要适应他的疯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时候他的一些行为的确只能出自一个不受约束的疯狂脑袋。就这样，我成了加扎最喜欢捉弄的对象。

服装有了，我也不必担心和别人有所不同，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我始终学不会打领带。很多时候都是朋友们给我帮忙，尤其是三位意大利同乡，但由于不是住在一起，我总不好老是麻烦人家。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脱领带的时候不解开那个活结，这样重新穿上时，我只需要往脖子里一套，再勒紧即可。我的英语也取得了一些进步，有位英语老师每天专门给我上课，但那些语法和动词总是让我头脑发昏，学意大利语就已让我感到吃力了，更别提英语了。于是我又犯老毛病，总找借口不上课。记得有一次训练后，由于疲劳，我实在不愿去上英语课，就托加扎转告我的英语老师，让他准我一天假。结果我托错了人，这家伙跟我的英语老师说，我那天超出一般地想上课，甚至想上双倍的时间。最终我不得不撑着听了5个小时的语法课。

我一天天地适应格拉斯哥，了解了一些他们的文化和习惯。他们的国家观念很强，我们的更衣室里挂着一张英女王的头像，开始时我自问这个看着我们的老奶奶是谁，某个我记不起来的女演员？还是格拉斯哥流浪者俱乐部的一位女性高管？最终我鼓起勇气向队友询问，才得知“是女王啊！”我听见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一边还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可不是，这就相当于在意大利看见教皇的肖像还问旁人那是谁。里诺，你真厉害！

里诺回到意大利

意大利也开始有人关注我在苏格兰的表现，其实我转会格拉斯哥流浪者一事在当初已引起了意大利一些媒体的关注，那时候人们在谈论好球员流失海外的事实。年轻时选择离开意大利，对一个职业球员来说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很容易被淡忘，如果还想在国字号的队伍中有所发展，那就更难。幸好我的经历不是这样，1997年10月我就被吉安帕里亚的21岁以下青年队召入，尽管那场对英格兰的比赛中我坐在替补席上，但至少我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998年3月我再次进入意大利青年队，那时候主教练塔尔德利的主要助手、曾经的罗马王子贾尼尼在看了一场我的比赛后立即决定让我入队。贾尼尼告诉我消息的那天是元旦，由于第2天就有比赛，我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大快朵颐，只能忍着。尽管节日没有过好，但我在场上的表现不错，这样塔尔德利让我在3月份对马耳他的比赛中出场，我们1比0赢了。从那时开始我成为了青年队里的顶梁柱之一，尽管真正的喜悦和成绩到2年后才出现。

那个夏天，我和莫尼卡回我老家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假期，但回到格拉斯哥之后我才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我的教练史密斯去了埃弗顿，顶替者是荷兰人艾德沃卡特。此前史密斯建议我跟他去利物浦，这对我来说原本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新教练到来之后，事情立刻变得很糟，他想让我踢右后卫，而我绝对无法接受。慢慢地我想是时候换个环境了。

机会总是在无意间到来。8月底安德烈·达米科和克劳迪奥·帕斯夸林来了格拉斯哥，他们后来成了我的经纪人，安德烈就像我的兄长一般。他们原本是来苏格兰打猎，对我也只略知一二，但在所有的故事中，总有个巧合。这个巧合就是流浪者队的主席穆瑞，他认识达米科，因为是后者将波利尼(从尤文图斯)和阿莫鲁索(从佛罗伦萨)带到格拉斯哥的。总之，达米科和帕斯夸林在认识我之后就开始了运作我回意大利的事，最终我接受了坎帕尼亚大区的萨勒尼塔纳俱乐部，他们可从没为得到一名球员出过那么高的价钱：90亿里拉(折合450万欧元)。这个决定是在和莫尼卡商量之后做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萨勒尼塔纳的体育经理是帕文内，一个我非常信任的人。

谈判的过程令我难忘，在格拉斯哥流浪者主席穆瑞的家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了两位英国籍的电影巨星：肖恩·康纳利和凯瑟琳·泽塔琼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穆瑞的家里拍《偷天陷阱》。对我来说，那次见面也像一部电影，谈话期间，康纳利还时不时热情地问我们，“想来杯茶吗？”“要杯咖啡吗？”007不断地问你有什么需要，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的。

我是在转会市场关闭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正式成为萨勒尼塔纳队员的。我很高兴，因为很快就可以回到意大利，而且是我钟爱的南方，但我仍不确定自己做的决定是否正确。好在时间证明我选对了，尽管刚回到意大利足坛会给我造成一些适应上的问题。不过最大的麻烦在莫尼卡家里，她父母不同意让她跟我来萨勒诺，但她最终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放弃一切陪伴我。开始的几个月里，她爸爸马里奥每次打电话都是吼着让我把女儿送回家。

球场上的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虽然我是赛季开始后才入队的，但主教练德里奥·罗西很快就给予了我莫大的信任，让我担任中场的重要角色。那支队伍很漂亮，其中很多人后来的职业生涯都很出色，我指的是迪瓦约、迪米凯莱、弗雷西、贝纳尔迪尼等队友。尽管队伍气氛很好，但我们在联赛积分榜上形势并不乐观，这样罗西被迫下课，替代他的是弗朗切斯科·奥多，我现在在AC米兰队友奥多的父亲。赛季末我们还是以一分之差降级了，不过那次经历使我重新找回了意甲的节奏。在我看来，萨勒尼塔纳那个赛季最糟糕的事情不是降级，而是几个年轻激进球迷的死亡，在从皮亚琴察客场看球回家的火车上由于事故被烧死的，那真是非常可怕的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葬礼，我认为那是我应尽的义务。我记得很多人将我们球员看作是悲剧的缘由，是我们吸引他们去客场看球的。在这样巨大的悲痛面前，人们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可以接受的，萨勒诺城也因此受到巨大的震动。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来，整个赛季进行得很顺利，共有25次出场，这更巩固了我在塔尔德利执教的青年队中的位置。第2年我还参加了欧洲青年锦标赛，这也让我的名字最终受到大俱乐部的关注。罗马甚至向我提出了一份非常明确的合同，一切似乎都快成形，直到经纪人达米科和帕斯夸林突然的一个来电：AC米兰提出了一份令人实在无法拒绝的合同。我和萨勒尼塔纳主席阿里贝蒂谈了话，他是一个对我帮助极大的人，在那种时候，即便他已经向罗马做出了一半承诺，但还是理解我效力AC米兰的热望，我一直是红黑球迷。最终，我遵照了自己的内心，宁愿选择米兰城的雾天，拒绝了罗马的阳光，为的是圆自己一个梦想：穿上红黑队服在圣西罗比赛，我说的当然不是家乡沙滩上小伙伴们取名的那个圣西罗，我指的是那个真正的圣西罗。

我的脑子里还是不断冒出放弃一切回意大利的念头，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誓言：永远不要作个失败者回家，否则我父亲第一个不原谅我。

离开家那一刻，我对自己发誓：不成功，绝不回卡拉布里亚！如若不成，我宁愿去德国打工，就像我父母三十年前那样。我过去是个非常骄傲的人，现在也是，失败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结果。战士就是从那时开始锤炼的，尽管这很难。尤其是开始时，因为我太怀念那无拘无束的童年和海滩了，我总是会想念家人和朋友。但渐渐地，我开始适应，在毅力这一点，我不需要羡慕任何人。 

佩鲁贾是个非常美妙的城市，到处是山路。在佩鲁贾生活的人每天都要在那些中世纪的山道上反复上上下下，相当于做双倍的体能练习。我住在一个离训练基地两公里的公寓，那里住满了和我一样希望通过足球改变未来的男孩。刚搬进公寓的时候可真麻烦，管理员马西莫是个厉害家伙，他对我们的“照顾”，简直比1982年詹蒂莱防守马拉多纳时还厉害。俱乐部高层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学业非常关注，我们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训练。当时我的寝室小得像个监狱，宽两米、长两米，晚上熄了灯就像地狱一样。我实在想早点离开那个黑洞。 

冬天，早晨6点钟就得起床，而且要准备上午那些枯燥的教室课程。每次闹钟一响，我都想躲在被子里不起来。去学校我得转两趟公车，还要跟检票员玩紧张的捉迷藏，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无票乘车。这样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但每次打算放弃时，我总会想起那个誓言：永远不要失败着回家。于是我马上就会将所有精力，都释放在训练场上。现在回想起初到佩鲁贾的那段炼狱生活，我愿意将它视作人生和职业生涯中一段重要的成长经历。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他就是我当时在佩鲁贾少年队时的教练安杰洛·蒙特诺沃：他不仅是老师，而且更像个父亲。他教会我的不只是足球，也是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在真正的父亲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安杰洛给了我父亲一样的关爱。还记得有一次当他听说我找借口逃课之后，愤怒地跑到了我的寝室，屋里所有东西都被他扔飞了：枕头、书和一些小东西。他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告诉我学校是严肃的地方，如果我不愿意回学校，就别想在球队呆下去。在球场上，他总是让我加练，而且我总是能让他满意。对我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安杰洛”（天使），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每年至少要通10多次电话。 

16岁生日之前，我终于被佩鲁贾成年队看中了，这要归功于我在青年队的良好表现。当时我几乎是佩鲁贾队中最小的一个，一个卡拉布里亚“小魔鬼”，谁也不怕，包括那些年龄比我大的球员，尽管他们那衣柜般高大的身躯随时可以把我压扁。我是队中唯一一位没有车的球员，因此去训练场时我总要开着自己那辆Vespa牌小摩托，那是我用第一笔收入买下的财产。我记得这辆Vespa总是让我受到嘲笑：其他人都开着四轮车来训练，我只有两轮。 
　　当时的年轻球员中，我最好的朋友是里乔（Luigi Riccio），我们在佩鲁贾共同度过了两年时光，随后在格拉斯哥流浪者，我们也当过队友。他是那不勒斯人，我是卡拉布里亚人，一对善于制造混乱的活宝。里乔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是我女儿的“教父”。 

　在佩鲁贾我还结下了另外两桩伟大的友谊：C.卢卡雷利和马特拉齐。我和马特拉齐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我指的当然不是身高，而是我们对足球的理解。场上的我们拥有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毅力，同样的精神，甚至同样的坏。坦白说，马尔科比我的球风更硬，很多时候他的一些动作实在会把对手弄疼，他的确是一个不知收脚的人。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存在对于一支球队的重要性，世界杯就是证明。 

我和马尔科在佩鲁贾共同效力了将近两年时间，其间他曾被租借去了卡皮队，但同时还能领到佩鲁贾发放的工资。尽管那不是什么天文数字，但也能解决不少问题。而我一直没有合同，只是每个月能领到一些补助。最麻烦的是冬天，冷得要命。好在有好心肠的马尔科，他总会时不时给我一些零花钱，每次都超过10万里拉（折合50欧元）；他还经常开着车子带我在佩鲁贾、或者去其他地方玩。 
现在我们分别效力于米兰城的两大豪门，代表着各自球队的斗士精神，或许我们看上去都不友好，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努力和勇敢。我们的性格非常相近，或许因为这个，我们天生就应该成为好朋友：他喜欢我的风格，我也欣赏他的特点。而且马尔科认识我时，已经是半个职业球员了，他的一些建议对我在职业足球上的成长，至关重要。 

还有卢卡雷利。当时我14岁，克里斯蒂亚诺已经18岁。4岁的年龄差距很大，因为当时我们都还年轻。他那时已经有了男人的样子，而我还是个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的孩子。我们都住在球员宿舍里，每当回想起那时的生活，我总会想起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情景：我那时总喜欢穿着一个木底拖鞋，非常合脚，但是走路时总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克里斯蒂亚诺常常会在已经入睡的情况下被这种“塔克塔克”的声音弄醒。于是他总是“火冒三丈”地拉开我的房门，高声怒吼：“里诺，把你的屁股抬高点，别老是拖着走，这里不止住着你一个人！”“那我也不能把拖鞋扔了啊！”呵呵，我的回答总是会让他更加生气。 

除了上课、训练和比赛，我也会时常和朋友们在城市里闲逛，或者去一些舞厅玩，当然我们去的地方不是专门为男人开的⋯⋯我们是球员，不是圣人。这样，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一个叫瓦伦蒂娜的女孩儿成了我第一个女朋友。我们在一起呆了很长时间，其中不乏分手和复合的经历，那是一段对我非常重要的回忆，尽管最后，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她留在了佩鲁贾，而我则飞去了苏格兰。 

我可以说三种语言：意大利语，英语和卡拉布里亚语，前两门是我慢慢学会的“外语”，因为无论是比赛，思维还是做梦，我都习惯使用卡拉布里亚语。 

小城故事 在佩鲁贾这座充满中世纪色彩的城市中，到处体现着简约与实用的风格，这 也是加图索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特征。 

圣地 佩鲁贾的雷纳托·库里球场，是加图索梦想的起点，当然，也是他经常留恋的地方。 

离开家那一刻，我对自己发誓：不成功，绝不回卡拉布里亚！我过去是个非常骄傲的人，现在也是，失败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结果。 

少年老成 1996年，年仅18岁的加图索在佩鲁贾拍摄季前标准照时，已经展现出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己的信心。 

相得益彰 加图索和马特拉齐就像一对完美的搭档：直率的加图索经常喜怒于色，“伪善”的马特拉齐总是绵里藏针。